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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依据  

        亚洲中部干旱区主体包括伊朗北部、中亚五国和我国以新疆为主的干旱区,气候和环境主要受西风环流控制,是全球最大的非地带性干旱区,其气候变化特征与亚洲季风区和欧洲地区显著不同;该地区是北半球最重要的粉尘源区(Pye et al., 1989; 张小曳, 2001),对全球气候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有重要作用(Maher et al., 2010)。亚洲中部干旱区也是全球最主要的绿洲农业和景观分布区,水资源变化显著,绿洲生态系统脆弱,对全球变化响应敏感;该区域还是史前人类扩散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丝绸之路核心区和欧亚大陆文明演化的交汇地带。因此,研究这一区域气候环境变化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近20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该区域开展了一系列过去气候环境变化研究(Boomer et al., 2000; Ferronskii et al., 2003; Liu et al., 2008; Chen et al., 2016),发现在全新世以来的亚轨道-百年-年代际尺度上,其气候环境变化具有不同于亚洲季风区的特殊性(Chen et al., 2008; 2010; 2011; Chen et al., 2015),揭示出亚洲大陆西风-季风主控区域不仅具有“静态”上环境状况的显著差异,而且表现出“动态”上气候变化的不同特征,也提出了对不同时间尺度气候变化机制的初步认识(Aizen et al., 2001; Chen et al., 2011; Li et al., 2011; Huang et al., 2015; Cheng et al., 2016)。然而,该区域已有工作主要集中在新疆及周边,除咸海、里海有零星研究外(Ferronskii et al., 2003; Leroy et al., 2014),在干旱区腹地基本处于空白,制约了对其气候变化时空特征和机制的深入理解,也限制了对不同环流系统控制下气候环境变化区域响应规律的进一步探索。
近期在丝路文明变迁历史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周伟洲和丁景泰, 2006; Frankopan, 2015),显示跨大陆的文化交流可追溯至5000-4000年前,为丝绸之路形成奠定了基础(Dong et al., 2017; Frachetti et al., 2017)。然而,史前时代东西方交流的过程和丝路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仍不清晰,尤其是在文献记录稀缺、考古研究薄弱的亚洲中部干旱区,而该地区恰恰是丝绸之路的主体部分,在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Jones et al., 2011; Spengler et al., 2014)。东西方文化交流对现代欧亚大陆政治经济格局和族群分布产生了深远影响(Frankopan, 2015; Haak et al., 2015),而丝路文明兴衰与气候变化关联紧密 (Mischke et al., 2017)。由于自然和人文学科交叉研究仍显薄弱,对气候环境变化与文明发展的耦合机制尚需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亚洲中部干旱区气候环境变化及其对丝路文明的影响研究,已成为全球变化和环境考古领域的前沿问题。在人类文明极大发展的全新世,为解答干旱区多尺度气候水文变化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丝路文明兴衰过程和影响因素、气候-水文-绿洲-文明系统演化规律和动力机制等关键问题,项目组织国内优势团队,在统一科学目标下开展工作,有望在干旱区气候变化和环境考古领域取得引领性学术成果,推动干旱区气候变化理论框架的建立,并为绿色丝路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气候环境背景。